大多数的谎言都可以被揭穿，只有艺术的谎言例外，因为艺术的谎言对大众的基本生活不构成危害。在艺术上受骗上当的，不过是一些要面子的有钱人，一些不肯认错的批评家，一些人云亦云的美术史学者，一些追随着艺术时尚的记者先生，和看热闹的有教养的小姐太太。假东西对人有害：假的药品，假的食物；伪劣的东西对人有害：伪劣的房子，伪劣的衣服。只有假的艺术，只有伪劣的艺术对人无害，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和人的肉体发生关系的悬挂物，它摆在离人几公尺之外的某处，它被记录在某一本画册中，被报道在某一份报纸的艺术版面上。艺术的谎言所具有的这种无须拆穿的性质，使艺术家和骗子之间的界限永远难以划清，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骗子多半有被拆穿的一天，唯有艺术的骗子例外。大众不是艺术品的直接消费者，他们只是艺术新闻，艺术家花絮的间接消费者，艺术家的故事对他们只是一个传奇，对他们而言，这和任何虚构的故事没有什么两样。由于艺术骗子和艺术受骗者的关系乃是周瑜和黄盖的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同谋者关系和看客们并不发生根本对立的冲突，而且相反，看客要看的正是这周瑜打黄盖的层出不穷的新翻版。
艺术家实际上并不创造物质财富，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卖到几百万美元并非意味着他画出了几百万美元，而不过是买下这件作品的某一个富翁的银行帐号上少了几百万美元而已。它是金钱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流动现象，这种情况和骗子与被骗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骗子同样不创造财富，他不过是编出一个谎言让相信他的受骗者乖乖地把自己的钱掏出来交给那个骗子而已，世界上的财富总量并不因为这种财富归属权的转换有所增加或有所减少。
如今的艺术行业从经济学上来说就是有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组织化的操纵体系，使艺术能够合法地从社会当中划分出一部分财富，成为和这个行业有关的从业者维持生活的口粮，成为艺术家、批评家、学院教授、策划人、画廊老板维持体面形象的基本开支。
我曾经多次对人说起在那些传统的架上画、雕塑等等手工性较强的品种中，骗子很难有藏身之处，只有在那些所谓观念的、行为的、装置的、现成品的二十世纪新种类中混入了许许多多骗子。由于在传统种类的艺术行业中，平庸者占了绝大多数，我们对平庸者的厌烦情绪造就了我们对新领域中骗子的纵容，因为骗子总是新招叠出，他们善于让我们耳目一新，他们善于标新立异，他们掌握了我们的趋时逐新的弱点，他们制造出我们闻所未闻的玩意儿，让我们无法用现有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在我们的惊愕和犹疑不决的短暂静场之间，他们就得以被记载，就成为了一段历史。相对而言，老老实实在画一幅画的人，他们再怎么用力，再怎么用功，再怎么用心，因为他们没有画出一个新图形，因为在他们之前有许许多多比他们画得更好的天才已经留下了太多的杰作，所以我们这些受过一点艺术教育的人，我们这些见多识广，脑子里贮存着几千幅经典图像的人压根就不会朝他们的作品看上一眼。因此骗子容易引起我们注意，是有着我们这一边喜新厌旧的理由的。所谓观念只要是似是而非的，最容易欺骗我们这些一知半解，又怕被别人说成是无知的人。事实上从来没有某个对人类历史形成影响的观念是由哪一位艺术家提出来的，艺术家玩弄观念之所以常常得逞，其秘诀在于他一边对哲学家说，我做的是艺术，另一边他又对艺术爱好者说，我做的是哲学。有一只著名的俄罗斯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平庸的体育记者声称他打败了卡斯帕罗夫和泰森，诀窍是他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比拳击，和世界拳王泰森比国际象棋。几乎所有的观念艺术家都像这样一个耍小聪明的体育记者。
